盛唐者名的山水诗人王维和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都写过许多赠别诗。王维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送元二使安西》，又称《渭城曲》；高适赠别诗的代表诗有《别董大》其一。以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诗人在赠别诗风格上的差异和取象的不同。

王维的《渭城曲》，文辞清新，情感凄凉，创制了“西城杨柳弄春柔”，“别离滋味浓于酒”的意境和氛围，读来感人至深。诗的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是写景。清晨时分，细密如丝的春雨沾去了客舍的轻尘，浸润着掩抑客舍的杨柳。在新鲜而湿润的春的气息中，古都咸阳驿道旁的客馆清新可贵，陌上的柔嫩柳枝亦显得青翠欲滴。这前两句不但交待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节令，而且可以使人从秀丽清新的景色中，体味出远比这景色更加柔曼的情怀和涌动着的思绪：天愁离而落雨，因此首句强调了“朝雨”；见杨柳而伤别，所以第二句又全力突出“柳色”的惜人。这样一来，“杨柳依依”之情，折柳惜别之意，便全都蕴含在了诗中，自然引发出后两句著名的抒情句，铺垫、烘托与渲染气氛的手法运用得极为成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是劝说即将离别的朋友再痛饮一杯充满深厚情意的饯行酒，因为走过甘肃敦煌西南边的阳关后，在人烟稀少的旅途中，是很难再见到亲朋友好的。这真是“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论”，“已恨亲皆远，谁怜友复稀”（均为王维赠别诗句）。思乡、怀旧，畏途、叹远；亲朋故友之恋，边塞寂寞之感，此时会一齐涌上心头，此动泪泉。难怪李义山在评论这首诗时，要说：“断肠声里唱阳关”

呢！

在唐代交通闭塞、边塞动荡之际，任凭双脚和马匹作为交通工具，远涉重关，羁旅茫塞，人们必然会将这离别赴远作为人生的一大难事，而在心中引起极大的伤感，这是不难理解的。王维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普遍心理，用他诗、画、乐兼备的独特艺术才能，以细密的观察，细心的体味，细腻的感情，细致的笔触，活画出一幅春日送别图景。其文词新丽，字音清柔，画意空远，思情悠悠，深深打动了生活于封建社会中无数伤离恨别之人的心灵，长久地为封建士人们所传唱。以至于据此而改编成的《阳关三叠》这支名曲，一直流传到今天，仍能让人听之而生悲，咏之而欲泣，这足以说明该诗所独具的不朽艺术魅力。

高适的《别董大》却另成一格。诗人一下笔便极写天空的广漠，阳光的昏暗和漫天的黄云。在这天地之间，寒冷的北风又送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更有“雁阵惊寒”，征人远别。这诗前面的“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两句，描绘的完全是一派雄浑苍莽的边塞风光，虽然寒凉冷落之意尽在其间，但悲壮的气氛却仍能明显地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出笔便见出不俗。如果说诗的前二句已将边塞气象写得无比苍凉悲壮，那么接下来的后两句就更具有气吞象，威震四野的英雄气度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意思是说：不要发愁再往前去便难逢知己，其实天下谁不敬重具有雄才伟略的大丈夫呢！

这正所谓“离魂莫愁怅，看取宝刀雄”，“兴来无不惬，才在亦何伤”（均见高适赠别诗句）。诗人处处从大处着眼，于大处落墨，写景状情时常总体把握，浑然天成；奋笔疾书，直吐胸臆，显示出高适“尚质主理”的基本特色。诗人极善于在气象的雄浑中，更造出气势的非凡和风骨的豪迈；在关山难越、命途多舛之时，呈现出乐观爽朗的伟岸风范。深刻的人生哲理与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笼罩着全诗，这正如后人所译：“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旧唐书》本传）高适的做人和为诗，确实均能如此。

同是赠别之诗，王维取象于“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咸阳古道之后，感到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高适却在“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恶劣环境中想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两相比较，所写的节令分别是一春、一冬；天气各为一晴、一阴，一雨后，一雪中；而思想感情却一凄凉、一豪雄，反差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反差并非仅仅在一、二篇诗作中出现，而是他们赠别诗总体风格迥然不同的集中体现。比如，同样是送朋友去安西（相当于今日新疆的库车），高适写道“少年无不可，行矣莫凄凄”，“离魂莫愁怅，看取宝刀雄。”同样是在春柳歧路旁，高适写道：“江山到处堪乘兴，杨柳青青那足悲”，“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而王维却往往是：“不觉御沟上，衔悲执杯酒”，“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感到“故人不可见，寂寞平陵东”，“吾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进一步联想起“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甚至就在送别高适的诗中，王维尚要说：“杳冥沧洲上，荡漭无人知”。

由此看来，忧别伤离的情绪，委婉细腻的心态，是王维赠别诗的一贯特色，而心怀仗剑报国之志，充满旷达豪迈之气，却是高适赠别诗的主要特征了。

上述王维与高适在赠别诗中的风格差异，主要导源于两人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流向。王维出身仕宦家庭，凭着诗、画、乐兼备的非凡才能，出入于王公贵族的门庭，颇受青睐。又靠了权贵的引荐，科举成名，可谓少年得志。他感情细腻，孝顺老母之余，深受母亲崇佛思想的影响；母子间、兄弟间、夫妻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备受时人赞赏。然而就在这之后，王维又备遭了不幸的打击。少年得志不久，先遭伶人和舞黄狮子一案的牵连，被贬官外放。再起之后，又受累于张九龄的被逐出朝廷，于是心灰意冷，政治上深感无望。紧接其后的是安史之乱时被俘，迫于无奈，接受了安禄山的封官，因此差点被朝廷以附逆治罪。再加上中年之时母亡妻丧，感情严重受挫，精神遂一蹶不振。所有这些经历，都明显地告诉我们：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王维难以从下层社会中汲取奋进的养料和现实批判的精神，反倒添了许多优游生活的情趣，少了一些对社会和人生的全面认识；少年得志其实是王维一生的大不幸，如此之人，极难在中年以后承受得起不幸命运的打击，很难具有适应各种逆境的勇气和毅力；而思想上的崇信佛教，则使王维过于沉溺在内心的求取和反省之中，少了许多向现实社会求取的勇气和力量。正因为这种种原因，王维才悲哀地发出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感叹。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中软弱

一类的典型代表，他总是极为怅婉而哀怨地地感受着离愁别绪所加给自己的精神磨难，常常吟诵着“遥知汉使萧天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的赠别诗，那凄凉的的色调，正是诗人不幸遭逢和空寂佛念相互融合的真实反映。

高适的经历和王维恰恰相反。他幼年丧父，深知世路的艰辛。靠了自己的苦学苦斗，尽管学得了文武双全的本领，但直到高适四十九岁时，方才科考成功，据此也不过是获得了一个封丘县尉的微职。虽然他晚年官运享通，直至封侯，但自幼起长期身居下层社会的体验和困顿生活的磨难以及自我奋斗的过程，足以使高适炼就顽强拼捕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豁大度的风格。建功立业的思想始终主导着高适的一生，因此他时时能把自己的功名和社会的功利浑成一体，常常坦诚、大胆而毫无拘忌地吟唱着“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良时正可用，行矣莫徒然”。在这一系列赠别诗里，那种雄浑的音调，豪壮的风格，正暗合着恢弘的盛形气象，顺应着昂扬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直接启迪并影响着李白豪放诗风的形成，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王维的赠别诗中确曾出现过“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语，但这仅仅是偶然的显现，在其作品中仅为数一二而已，实在不足以标明其赠别诗的基本风格。同样，在高适的送别诗中亦曾有过“途穷更远别，相对益悲吟”的哀句，但这亦仅见于一二篇而已，而其坚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的相同点和不同 91_高适的别董大

轫的毅志和豪迈的精神，足以标明其赠别诗的整体风格和为人的基本气度，所谓“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确是的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当我们再回过头来重读《渭城曲》和《别董大》这两首赠别诗时，便可以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王维诗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流露出来的深厚离别之情和细腻哀婉的心态；也可以站在更高的境界中体味出高适诗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表达出的伟烈雄风、阳刚之气及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从《别董大》的其二中，我们能够发现：高适写《别董大》时，正处于命途中舛的困境之中，甚至到了“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别董大》其二）的悲哀境地。但既便如此，这位堂堂的男子汉仍能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壮语，鼓舞朋友，激励自己，以贫贱不能屈的威武气度昭示天下，垂训来者，这确实称得起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以此节操为诗，恐怕正是时下所不容忽视的精神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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