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毛主席与《枯树赋》--(附《枯树赋》原文、注释、译文)作者：张凤林

毛主席与《枯树赋》

--(附《枯树赋》原文、注释、译文)===========================================================================

1976年,病床上,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主席，内心很是痛苦的,这苦,来自各方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业未尽,怎忍一生夙愿付东流?他富有感情地背读着: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难忘《枯树赋》

张玉凤回忆，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主席忍着极大的悲痛，在病中挺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5、6月间，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突发心肌梗塞。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这在我国还是先例。幸亏主席生命力强，及时抢救过来，让我们转悲为喜。”可没过多久，7月初，朱德委员长又突然逝世。半年时间里，周、朱这两位和主席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都走了，主席悲痛万分，精神大不如前。

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篇赋写得很好，但很长，有500多字，主席早年熟读过。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床上的主席，突然要求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我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张玉凤说：“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此诗意思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但主席却非常喜欢。”背诵一遍后，主席意犹未尽，又让张玉凤看着书，吃力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让张玉凤懊悔的是，当时时间已近半个小时，超过了医生的规定。“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我只好请他休息。其实那天主席精神还好，他还想讲这首赋的内涵。后来我才知道，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感情要倾吐，让其尽情诉之，这是有利于健康的。如若不能尽兴诉之，反而影响健康。”张玉凤为没能让主席一吐为快，抒发心境和感想而遗憾。

文学作品作品原文
枯树赋

　　殷仲文〔1〕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2〕，出为东阳〔3〕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4〕槐而叹曰：此树婆娑〔5〕，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6〕松，青牛文梓〔7〕。根抵〔8〕盘魄，山崖表里〔9〕。桂〔10〕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11〕？昔之三河〔12〕徙植，九畹〔13〕移根。开花建始〔14〕之殿，落实〔15〕睢阳之园。声〔16〕含嶰谷，曲〔17〕抱《云门》。将〔18〕雏集凤，比翼巢〔19〕鸳。临〔20〕风亭而唳鹤，对月峡〔21〕而吟猿。乃有拳曲〔22〕拥肿，盘坳〔23〕反覆。熊彪〔24〕顾盼，鱼龙起伏。节〔25〕竖山连，文〔26〕横水蹙。匠石〔27〕惊视，公输〔28〕眩目。雕镌〔29〕始就，剞劂〔30〕仍加。平鳞〔31〕铲甲，落角摧牙〔32〕。重重〔33〕碎锦，片片真花。纷披〔34〕草树，散乱烟霞。若夫松子〔35〕、古度、平仲、君迁，森梢〔36〕百顷，搓〔37〕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38〕，汉则将军坐焉〔39〕。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40〕于风烟。东海〔41〕有白木之庙，西河〔42〕有枯桑之社，北陆〔43〕以杨叶为关，南陵〔44〕以梅根作冶。小山〔45〕则丛桂留人，扶风〔46〕则长松系马。岂独〔47〕城临细柳之上，塞落〔48〕桃林之下。若乃〔49〕山河阻绝，飘零〔50〕离别。拔本〔51〕垂泪，伤根沥血。火入〔52〕空心，膏〔53〕流断节。横〔54〕洞口而敧卧，顿〔55〕山腰而半折，文〔56〕斜者百围冰碎，理〔57〕正者千寻瓦裂。载瘿〔58〕衔瘤，藏〔59〕穿抱穴，木魅〔60〕睒睗，山精〔61〕妖孽。况复〔62〕风云不感，羁旅〔63〕无归。未能采葛〔64〕，还成食薇〔65〕。沉沦〔66〕穷巷，芜〔67〕没荆扉，既伤摇落〔68〕，弥〔69〕嗟变衰。《淮南子》〔70〕云“木叶落，长年悲”〔71〕，斯〔72〕之谓矣。乃〔73〕为歌曰：建章〔74〕三月火，黄河万里槎〔75〕。若非金谷〔76〕满园树，即是河阳〔77〕一县花。桓大司马〔78〕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79〕汉南。今看摇落，凄怆〔80〕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81〕！”[2]
　　

作品题解

枯树赋

作者借《续晋阳秋》和《世说新语》所记两则晋人殷仲文、桓温对树兴叹故事，演绎敷衍，借阐说树的荣枯，抒写自己的乡关之思。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其实庾信入北以前，他的文名已经震动大江南北，不可能出现文中所说的被轻视的情况。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只能当小说家言来看。但这也反映出北朝至隋唐的文士视《枯树赋》为庾信代表作的看法。而《枯树赋》在写树之荣枯时，奢丽宏衍，恣肆夸炫，且极力征事用典，以显文思富赡，也使此赋在情感充沛、气骨清健的风格中，带有齐梁文学的华丽面貌，是庾信文风集南北大成的体现。这篇赋写作时期不能确定，或根据上引《朝野佥载》，以为成于庾信羁滞北方的初期。但从本文看，其情调之沉痛与绝望情绪，更接近其晚年颓唐的心态。[2]

作品注释　

　〔1〕 殷仲文：东晋人，曾任骠骑将军、咨议参军、征虏长史等职，才貌双全，颇有名望。
　　〔2〕世异时移：桓玄（殷仲文内弟）称帝，以仲文为咨议参军、侍中，领左卫将军。后桓玄为刘裕所败，晋安帝复位，仲文上表请罪。此句即指此。
　　〔3〕 东阳：郡名，在今浙江金华一带。
　　〔4〕庭：院子。
　　〔5〕婆娑（音梭suo）：联绵词，枝叶纷披貌。《晋书·桓玄传》：“仲文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府中有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
　　〔6〕 贞：坚。晋黄义仲《十三州记》载，甘肃敦煌有白鹿塞，多古松，白鹿栖息于下。
　　〔7〕青牛文梓：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引《录异传》载，春秋时“秦文公伐雍州南山大梓木，有青牛出走丰水矣。”
　　〔8〕 根柢：草木的根。盘魄：又作“盘薄”、“盘礴”，通“磅礴”，根深牢固。
　　〔9〕 山崖表里：枝叶覆盖山崖之表里。上句言根柢之牢固，下句说占地之广大。
　　〔10〕桂：桂树。销亡：消亡。语出汉武帝《悼李夫人赋》：“秋气潜以凄目兮，桂枝落而销亡。”
　　〔11〕 半死：半死不活。语出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
　　〔12〕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今山西、河南一带。徙：迁。徙植：移植。
　　〔13〕 畹：音晚wan，有说十二亩为畹，有说三十亩为畹。此言大面积的移植。
　　〔14〕 建始：洛阳宫殿名。
　　〔15〕 落实：果实熟落。睢（音虽sui）阳：在今河南商丘，汉为梁国，有梁孝王所建梁园。
　　〔16〕声：指树木在风雨中发出的声音。嶰（音懈xie）谷：指黄帝时的音乐。相传黄帝曾命乐官在昆仑山北的嶰谷取竹制作乐器。
　　〔17〕 曲：指树声中含有古代乐曲。抱：怀，有。《云门》；黄帝时的舞乐。
　　〔18〕将：带领。雏：幼鸟。集：群鸟停落在树上。此句言凤凰携幼鸟停落在树上。
　　〔19〕巢：作动词用，筑巢。鸳鸯在树上筑巢双飞。
　　〔20〕临：面对。风亭：指风。唳：音厉li，鹤鸣。此句说鹤常立树上对风鸣叫。
　　〔21〕月峡：指月。此句说猿猴常立树上对月长鸣。
　　〔22〕 拳曲：弯曲。拥肿：同“臃肿”。
　　〔23〕盘坳：盘旋于山坳之中。反复：指缠绕交错。
　　〔24〕 彪：虎。此与下句是形容树木的曲肿盘绕之状。
　　〔25〕 节：树木枝干交接处。此句是说树节竖立之多，有如山山相连。《易·说卦》：“艮为山……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26〕 文：花纹。水蹙：水面出现波纹。蹙：音促cu，皱。此句是说树木的花纹横生，有如水面波纹。
　　〔27〕 匠石：古代有名的木匠，名石，字伯说。
　　〔28〕 公输：公输般，即鲁班。眩目：眼花缭乱。
　　〔29〕 雕镌（音娟juan）：雕刻。就：成。
　　〔30〕 剞劂：音基觉ji’jue，雕刻用的刀子。
　　〔31〕 鳞、甲：指树皮。
　　〔32〕 角、牙：指树干上的疤痕、节杈。落、摧：指砍掉、铲去。
　　〔33〕 重重：层层。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此与下三句，均言能工巧匠在木头上雕刻的生动图案。
　　〔34〕纷披：散乱。
　　〔35〕 松子：即赤松子。古度：即桹木。平仲：疑是银杏树。君迁：也称君迁子。以上四树均生南国。
　　〔36〕梢：树枝的末端。森梢：指枝叶繁盛茂密。
　　〔37〕槎：音茶cha，斜砍树木。枿：音聂nie，树木砍后重生的枝条。此句是说这些新芽也会生长千年。
　　〔38〕大夫受职：受封大夫之职。秦始皇到泰山封禅时，风雨骤至，避于松树下，乃封其树为“五大夫”。后便以“五大夫”为松的别名。
　　〔39〕将军坐焉：东汉将领冯异佐刘秀兴汉有功。诸将并坐立功，他常独坐树下，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上句说秦松，此句说汉树。
　　〔40〕撼顿：摇倒。
　　〔41〕东海：东部临海的地方。白木：指白皮松。白木之庙：相传为黄帝葬女处的天仙宫，在今河南密县。其地栽种白皮松，故称。
　　〔42〕西河：西方黄河上游地区。社：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张助在干枯的空桑中种李，有患目疾者在树荫下休息，其目自愈，于是在此处设庙祭祀。
　　〔43〕 北陆：泛指北方地区。陆，高平地区。以杨叶为关：以“杨叶”为关卡之名。
　　〔44〕南陵：南方丘陵地区。一说指安徽南陵县。梅根作冶：据说当地以梅树根作冶炼金属时用的燃料，日久习称其地为“梅根冶”。
　　〔45〕小山：西汉淮南王刘安。丛桂留人：淮南小山《招隐士》有“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
　　〔46〕扶风：郡名。在今陕西泾阳县。长松：高松。晋刘琨《扶风歌》：“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
　　〔47〕 岂独：难道只有。临：看。细柳：细柳城。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军处。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
　　〔48〕落：停息。桃林：桃林寨。在今河南灵宝以西、潼关以东地区。《尚书·武成》：周武王灭商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此二句承前四句东有白水、西有桑树、北有杨柳、南有梅树而来，大意说，以树木命名的地方，又岂止是史书上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
　　〔49〕若乃：至于。
　　〔50〕 飘零：飘泊，流落。
　　〔51〕拔本：与下句之“伤根”，指拔掉树根，损伤树根。垂泪：与下句之“沥血”均指大树因受到损伤而痛哭流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曹操命花匠移植梨树，“掘之，根伤尽出血。”
　　〔52〕 入：放入。此句说把干空心的树木投入火中。
　　〔53〕 膏：指树脂。此句说树脂常从断节处流出。
　　〔54〕横：横放。攲：音奇qi，倾斜。
　　〔55〕顿：倒下。
　　〔56〕 文：树木花纹。围：两臂合抱的圆周长。百围：形容树干粗大。冰碎：像冰一样被敲碎。
　　〔57〕理：纹理。寻：长八尺为一寻。千寻：形容树木高大。瓦裂：像瓦一样被击裂。
　　〔58〕瘿（音婴ying）、瘤：树木枝干上隆起似肿瘤的部分。
　　〔59〕藏：指在树上的虫子。穿：咬穿。抱：环绕。指整天环绕树木飞行的飞鸟。穴：作动词用，作窝。
　　〔60〕木魅：树妖。睗（音是shi）睒（音陕shan）：目光闪烁的样子。亦作“睒睗”。
　　〔61〕山精：山妖。妖孽：危害，扰乱。
　　〔62〕况复：何况。风云：喻局势。感：感奋，振奋。意谓国家再无复兴之望。语出《后汉书·二十八将论》：“中兴二十八将，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
　　〔63〕 羁旅：客居。
　　〔64〕采葛：完成使命。《诗经·王风·采葛》本是男女的爱情诗，汉郑玄解作“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庾信是出使北朝时被迫留下的，他以此典喻自己未能完成使命。
　　〔65〕食薇：薇是野豌豆。相传商臣伯夷、叔齐在武王伐纣灭商后，隐居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后知薇亦周之草木，不再采食，饿死山中。以上借古人故事说自身的思想与经历。
　　〔66〕 沉沦：沦落。穷：阻塞不通。穷巷：为平民百姓住处。
　　〔67〕 芜：丛生杂草。没：埋没，遮掩。荆扉：柴门。
　　〔68〕 摇落：喻衰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69〕 弥：更加。嗟：叹息。
　　〔70〕《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撰。
　　〔71〕 “木叶落，长年悲”句：引自《淮南子·说山训》，原文为“桑叶落而长年悲也”。
　　〔72〕 斯：此。
　　〔73〕 乃：于是。
　　〔74〕建章：西汉宫殿名，汉武帝时修建。三月火：指东汉建武二年时被焚。语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75〕槎：音茶cha，木筏。晋张华《博物志》：“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期。”此句是说，建章宫被焚烧时，灰烬在万里黄河中漂流，有如浮槎。
　　〔76〕 金谷：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晋石崇所筑。园中有清泉，遍植竹柏，树木十分繁茂。
　　〔77〕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晋潘岳任河阳令时，全县到处都种桃树。这二句是说，黄河里漂流的灰烬，都是昔日的绿树红花。
　　〔78〕 桓大司马：指东晋桓温，简文帝时任大司马。
　　〔79〕依依：繁盛貌，又指杨柳随风飘扬，似有眷恋之意。汉南：汉水之南。
　　〔80〕凄怆（音创 chuang）：凄惨，悲伤。江潭：江水深处。此指江汉一带。
　　〔81〕堪：忍受。《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按，又见《世说新语·言语》篇。[2]

作品译文　

　殷仲文气度风流，学识渊博，名声传遍海内。因为世道变异，时代更替，他不得不离开京城改作东阳太守。因此常精神恍惚忧愁不乐，望着院子里的槐树叹息说：“这棵树曾婆娑多姿，现在却没有一点生机了！”
　　至于白鹿塞耐寒的松树，藏有树精青牛的文梓，根系庞大，遍布山崖内外。桂树为什么而枯死？梧桐又为什么半生半死？过去从河东、河南、河内这些地方移植，从广大遥远的田地迁徙。虽然花开在建始殿前，在睢阳园中结果。树声中含有嶰谷竹声的情韵，声调合于黄帝“云门”乐曲的律吕之音。带领幼雏的凤凰曾来聚集，比翼双飞的鸳鸯常来巢居。内心深处像陆机那样，渴望在故乡临风的亭上一听鹤鸣，现在却只能飘落异地对着明月峡听猿声长啸。
　　有的树枝卷曲如拳，根部磊块隆起肥大，曲里拐弯，形状有的像熊虎回头顾盼，有的像鱼龙起伏游戏，隆起的树节像群山相连，木纹横看像水池里泛起的波纹。灵巧的木匠惊奇地观看，有名的鲁班也惊讶得目瞪口呆。粗坯雕刻刚就绪，再用曲刀、圆凿精雕细刻：削出鱼、龙密鳞，铲出龟、鼈硬甲，刮出麒麟尖角，挫出虎、豹利牙；层层像彩纹密布的织丝，片片有如真实的花朵。而被砍削的树林，却草木纷披，笼罩在烟霭云霞中，狼籍散乱。
　　至于松梓、古度、平仲、君迁这些树木，也曾茂盛劲健，覆盖百亩，斜砍后继续发芽抽枝，千年不死。秦时有泰山松被封五大夫职衔，汉代有将军独坐大树之下。它们现在也无不埋没于青苔，覆盖上寄生菌类，无不被飞鸟剥啄蛀虫蠹穿；有的在霜露中枝叶低垂，有的在风雨中摇撼颠踬。东方大海边有白松庙，西方河源处有枯桑社，北方有用“杨叶”命名的城关，南方有用“梅根”称呼的冶炼场。淮南小山曾有咏桂的辞赋留于后人，晋代刘琨写下“系马长松”的佳句。又何止是见于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呢？
　　至于山河险阻，道路隔绝，飘零异地，离别故乡。树被拔出根茎泪水垂落，损伤本根就滴沥鲜血。火烧入朽树的空处，树脂流淌，枝节断裂。横亘在山洞口的斜卧躯干，偃仰在山腰上的躯干中段折曲。纹理斜曲干粗百围者也如坚冰破碎，纹理正直高达千寻的也如屋瓦破裂。背负树瘿如长着赘瘤，被蛀穿的树心成了鸟的巢穴。树怪木精睒眼灼灼，山鬼妖孽暗中出没。
　　况且我遭遇国家衰亡，羁居异邦不归。不能吟咏思人深切的“采葛”诗篇，又怎能如伯夷、叔齐的食薇不辱？沉沦在穷街陋巷之中，埋没在荆木院门之内，既伤心树木凋零，更叹息人生易老。《淮南子》说：“树叶飘落，老人生悲。”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于是有歌辞说：“建章宫三月大火之后，残骸如筏在黄河上漂流万里。那些灰烬，不是金谷园的树木，就是河阳县的花果。”大司马桓温听后感叹道：“过去在汉水之南种下的柳树，曾经枝条飘拂依依相惜；今天却看到它枝叶摇落凋零，江边一片凄清伤神的景象。树尚且如此，又何况人呢？”[2]

艺术特色
　　《

枯树赋》是庾信后期诗赋的名篇之一。庾信前期仕梁，西魏破梁时，正出使西魏，后被强留下来；历仕西魏和北周。由于他曾亲经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梁、国破家亡的巨变，亲见黎民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哀哀无告的惨象，所以他后期的作品，一变仕梁时期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而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和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唐代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对他后期作品所作的高度评价。作者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2]
作品赏析
　　《枯树赋》借东晋名士殷仲文起兴，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沈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至如”一段，吃紧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
　　后皇嘉树如此，恶木又当如何？《庄子》曾两次以恶木为寓言，宣明其无用无为的哲学。据说那些长在路边的树，就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篇）惠施攻击庄子也是比之以大木：“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同“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树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逍遥游》篇）庄子的哲学这里姑且抛开不论，庾信笔下，连这样无用的树木也不能自我保全，难逃被铲削劈斫的命运。它们不能为建筑材料，却被他人当作赏心悦目的玩物。为了这个目的，它们被剥去树皮（“平鳞铲甲”），削去旁枝（“落角摧牙”），木屑飞溅，宛如生命的剥落，虽然有了碎锦真花的面目，却不复从前的生机。低贱的恶木也有生命，而人类的砍削又何异于屠杀！砍伐过后，只留下一地狼藉。草树散乱，烟霞无色。
　　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
　　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森梢百顷，槎枿千年”，不知有多少故事：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树为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又岂止是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这几个名词呢？但年代既远，它们也都掩埋在历史的角落，“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冷落凄清，生意萧索。
　　但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况复”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末尾的两阕短歌，隽永深长，至情至痛，再三诵之，低徊不已。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毛泽东吟《枯树赋》：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极大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毛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沉地回忆了毛岸英短暂的一生。[2]
作者简介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北朝文学家。庾信早年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陪同太子萧纲(梁简文帝)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御敌，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公元554年（元帝承圣三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他被留在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永别江南，内心很是痛苦，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创作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他的诗歌代表作有《拟咏怀》27首，虽属模拟阮籍，实则全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他的乐府歌行，常常使用比兴手法自悲身世，如《怨歌行》、《杨柳歌》等。庾信到北方以后的诗歌苍劲沉郁，和他经历战乱及对北方景物有较深的感受有关，佳作有《郊行值雪》、《望野》、《燕歌行》、《同卢记室从军》。他的一些小诗写得亲切动人，很少用典，如《寄王琳》、《寄徐陵》、《和侃法师三绝》、《重别周尚书二首》等，都很著名。
　　庾信在辞赋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庾信又是南北朝骈文大家，他的文风以讲究对仗和几乎处处用典为特征，其文章多为应用文，但常有抒情性和文学意味。
　　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讲到明有汪刊本，共十二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庾信集较早的注释本是清代吴兆宜所注十卷本，稍后有倪璠注本十六卷。[3]


初唐褚遂良书法作品《枯树赋》:


　　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唐太宗曾经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再与我论书法。”魏征便推荐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后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

褚遂良书法作品《枯树赋》:

初唐褚遂良《枯树赋》

褚遂良《枯树赋》

《枯树赋》仅有刻本传世。款题贞观四年书。共三十九行，计四百六十七字。书势倚正纵横，错综变化，明王世贞评称：“ 掩映斐叠， 极有好致， …… 有美女婵娟， 不胜罗绮之态。 ”《听雨楼帖》、《玉烟堂帖》、《 戏鸿堂帖》、《邻苏园帖 》等均收入， 而以《听雨楼帖》所刻为精。又， 元代赵孟钣心Ａ俦敬馈明代周天球称：“整密秀润， 不少露北海姿态，亦尽气为褚敌者。”见《支那南画大成。题跋集》。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一、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二、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三、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禇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书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四、褚遂良早期作品

　　阮元《南北书派论调》里有一句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这是入木三分的见解。

　　褚遂良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作品，由于文献的缺乏，无法确知。但是，即使现在留下的只是他的无数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见出他的才气与风采了。

　　这里所要分析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指他的风格而言，而不是指他的年龄而言。他的最早传世作品，就是《伊阙佛龛碑》图2）。它是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褚遂良四十五岁时所书，碑文为岑文本所撰。这是魏王李泰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所立。能为长孙皇后书碑，可见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的书法界中，地位是何等的高了。

　　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它与碑一样，都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两者功用相同，在创作时却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摩崖书法所具有的魅力，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以及《开通褒斜道刻石》，它们的大度、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著名的“龙门造像题记”以及在山东平度县青杨东北的天柱山摩崖石刻，其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都可以视为典型的摩崖书风。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美的延续。

　　《伊阙佛龛碑》刻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宾阳洞位于龙门山的北部，南北中三洞并连，中洞于北魏景明元年（500）着手凿削。这个浩大的工程动员了八十万人，历时二十四年，在正光四年（523）完成。洞壁上刻有本尊释迎牟尼和两胁菩萨，天井雕有莲花宝盖以及飘逸的十人伎乐供养天人像，另外，洞口内壁有“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等四种大型浮雕。宾阳洞的南洞与北洞在北魏时开始营造，唐初完成，《伊阙佛龛碑》就刻于此时。它与北魏雕像的秀骨清像之风极为吻合。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到南北朝文学的差别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引申到书法之中，褚遂良的这个《伊阙佛龛碑》，正是重乎气质之表现的，而不是他晚年的“清绮”之美。

　　清人姚鼐《海愚诗序》中论到文艺之美的两种倾向时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焉，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逸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如果说，褚遂良后期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的话，如清风、如朗月、如舞女；那么，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一种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浩乎沛乎，刚健辉光。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说此碑“字画尤奇伟”。清人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中令晚岁以幽深超俊胜，此其早岁书，专取古淡，与《孟敬素》用意正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则以为：“龙门《佛龛碑》，则宽博俊伟。”上述各论无不是注目于他的雄伟俊逸上面。

　　这是一种来自北朝书法风格的美。他在线条之中，没有后来的那种飘逸、轻妙，而是庄严，仿佛含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表现着一种超迈的、斩截的、充沛的、威严的境界。他被称作北朝书风的大师，但与北朝书风又不尽相同。北朝碑刻更多是出自于无意识的流露，因而难免粗糙。褚遂良却加入了文人气质。他那宽泛而稳妥的节奏，他的线条中具有的柔和、深沉、细腻的律动，他的立意准确而并不夸张地在讲究着典雅，却又超脱于前者。在满足了所要表现的美的条件的同时，也适应了人们对典雅与自然所具有的那种矛盾而神秘的喜爱。

　　再看他的《孟法师碑》。全称是《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642）五月立。岑文本撰文，原石久佚，传世有清临川李宗瀚藏唐拓本。

　　从骨力刚健的角度上来说，它与《伊阙佛龛碑》有相同、也明显地有不同的地方。他平直的用笔有了曲线，字势力求开张，隶意虽有，却更内敛，横画的俯仰起伏与竖画的努势，已经开创了后来成熟时期书风的最为鲜明的特色。可以说，这是禇遂良书法艺术变法的开始：他在有意识地融汇各家之长，在古法与新态、用笔的方与圆、笔画的曲与直之间寻求着自家风格。李宗瀚的题跋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点：“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换言之，他对古典书法所具备的单纯之美、静穆之美，以及冷静的理性精神，已经有所偏离，而走向更自由的表现。

五、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在清乾隆皇帝所宝爱的八本《兰亭序》摹本中，至少有两件是归于褚遂良名下的。从摹本来看，这是他成熟期的作品。他一方面想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他自己的笔意和王羲之的字形在同一件作品中交相出现，轮流居于主导地位。这引起了宋人米芾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在摹本上再三作跋：“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秋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鶱，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像这样的评价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遂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米芾还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

　　的确，褚遂良的这个摹本，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意临”部分，即属于褚遂良个人的审美趣味时常在其中闪现，有时甚至占了上风，充分地体现自己的笔法与意态。王世贞也看出了这一点：“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有异趣。”此帖血脉流畅，神采飞扬，堪称褚遂良学习王羲之最为优秀的一件作品。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六、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禇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时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的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著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褚遂良成熟的风格，应以《房玄龄碑》的出现为标志。此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大尉并州都督□□□□□□□》，亦称《房梁公碑》。贞观二十回年七月立，三十六行，行约八十一字，原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信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碑在陕西昭陵。

　　左仆射房玄龄死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而贞观只有二十三年，所以此碑当立于公元648—649年之间，褚遂良五十二三岁。这时他的书风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不仅与《伊阙佛龛碑》不同，就是与《孟法师碑》大不一样。最明显的，横画已有左低右高的俯仰，竖画的努笔也明显地有向内凹而呈背势；隶书似的捺脚仍然存在，却增加了行书用笔，字势显得极为活泼。褚遂良书法中特有的婉媚多姿在此时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便是以此碑为标志的。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慈恩圣教序记》及此最其用意书，飞动沉着，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七分，而此碑构法尤精熟。”的确，无论是从用笔上还是从结构上来看，这都是褚遂良独出心裁的创造。每一点、一线、一笔，都注入了十足的精神。所以郭尚先又以为“中令书此最明丽而骨法却遒峻”。

　　他那细劲的线条，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表现朴厚，而是在朴质刚劲之后提炼出来的优美与洒脱。他甚至为了追求美而简化字面上的东西，把细节删减，以使重要特征格外显著。例如在《雁塔圣教序》中，他便保留并强调了粗壮有力的捺脚，以与其他细劲的笔画作鲜明的对比，而愈发显得笔势的壮硕与酣畅。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却显然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只取其瘦劲，而忽视了他的丰腴一面，而使丰富的表现力丧失殆尽。所以，在窦臮《述书赋》中说褚遂良的书法“浇漓后学”，正在于此。

　　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共有两块，立于永徽四年（653）。《序》书于十月，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撰文；《记》书于十二月，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李治撰文。褚遂良时年五十八岁。仅从两位皇帝亲自撰文这一点来看，褚遂良所具备的政治地位，该是无与伦比的了。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这种“瘦硬通神”的审美趣味。它的线条虽然与隶书的丰厚不一样，但是，这却是褚遂良作品中隶书笔意最为浓厚的一件作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他的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可以看作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钟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带有明显隶书体的楷书；到北魏时期对楷书做出各种探索的绰约多姿；再到欧阳询对楷书做出的结构方面的贡献，与虞世南楷书中表现一种来自南方传统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从早年的稚拙方正脱化而出，然后进入用笔之美的深层，在表现他的华美笔意的同时，又恰当地渗入隶书笔意，以表现其高古意味，这是褚遂良在楷书中最为突出的贡献。《雁塔圣教序》是他最为得意与最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还有两件墨迹也颇能体现褚遂良的优美风格。一是《倪宽赞》。这件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墨迹，对唐太宗李世民之“民”字，以及唐高宗李治之“治”字，皆不避讳。陈垣《史讳举例》研究，唐代书法中避讳缺笔的，最早见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时褚遂良已死去六七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褚遂良不避皇帝名讳，亦属正常。宋赵孟坚跋：“此《倪宽赞》与《房碑记序》用笔同，晚年书也。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容夷婉畅”，是这个帖的最大特色。明人王偁《虚舟集》评此帖说：“其自书乃独得右军之微意，评者谓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变化开合，一本右军。其诸帖中《西升经》是学《黄庭》，《度人经》学《洛神》，《阴符》学《画像》。《湖州独孤府君碑》、《越州右军祠记》、《同州雁塔两圣教序记》是其自家之法。世传《兰亭》诸本亦与率更不类，盖亦多出自家机轴故也。今永新文学邓仲经甫所藏《倪宽赞》正与《兰亭》、《圣教序记》诸帖相似，笔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刚，至于三过三折之妙，时加之意，诚褚法也！”文中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三过三折之妙”，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优美的褚遂良书风。

　　在横画上，褚遂良已经开启了颜真卿楷书的横画的处理方式，即起笔颇重，再提笔轻过，然后结尾时又顿笔收锋：甚至他的钩也给了颜真卿以灵感，在稍稍一顿的瞬间，再轻轻提出。颜真卿被后人称为能够变法出新貌。实际上，唐代楷书的变法始于褚遂良。

　　另一件是《大字阴符经》。据说褚遂良奉旨书写《阴符经》，有一百九十卷之多。除《小字阴符经》（刻帖）之外，就是这一弥足珍贵的纸本墨迹了，楷书九十六行，有四百六十一字。上面铃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在帖的背面，有南唐升元四年（939）邵周重装、王□复校题字。从这点上来说，它至少在南唐以前就存在了（参看徐无闻《褚遂良书法试论》一文，载于《书法》杂志1983年第六期）。

　　认为它是伪作的人，其佐证是褚遂良署款为“起居郎”。那时他的书风应该是《伊阙佛龛铭》一路的，而不是晚年《雁塔圣教序》式的。作伪者只知道褚遂良做过“起居郎”而不知其他。在《雁塔圣教序》中，褚遂良明明地写着“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这样一系列官衔，作伪者为什么偏要署“起居郎”呢？

　　认为它是真迹的人则以为，褚书的全部特色都体现在其中，同时也最能代表格遂良的风格。沈尹默便力主其真。他的《跋褚登善书、〈阴符经〉真迹》以及《再跋褚书大字〈阴符经〉》两文中，则将时间限定为贞观十年至十五年（636—641）之间：“其字体笔势亦与《伊阙》为近。《伊阙》既经模拓，笔画遂益峻整，少飞翔之致，杂有刀痕，故尔褚公楷书真迹传世者，唯此与《倪宽赞》两种。”的确，从字势扁平开阔上来说，《大字阴符经》与《伊阙佛龛铭》有着极为相同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石刻书法从来就与墨迹书法有着不同的地方。

　　对于《大字阴符经》来说，仍然真伪难辨：一方面，世称《大字阴符经》为赝作；而另一方面，则又确信它的确代表了褚遂良的书风！如果不是褚遂良的作品，那又是谁的呢？谁又能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平？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七、“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附录）
除了正文中已经介绍的作品之外，见于各种著录的，还有以下作品：
　　1、《帝京篇》
　　贞观十九年（645）八月，五十岁时书，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行书，载于《金石录》。
　　2、《太宗哀册》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十四岁时书。褚遂良撰并楷书，载于《金石萃编》。
　　3、《潭府帖》
　　刻入《淳化阁帖》、《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泼墨斋法书》《契兰堂法帖》。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是伪作。《淳化阁帖》中另有《山河帖》，黄伯思认为是从《枯树赋》中抄出。
　　4、《褚遂良书》 　　刻入《大观帖》。 　　5、《赐观帖》 　　刻入《汝帖》。 　　6《六月八日帖》 　　同上。
　　7、《草书阴符经》 　　刻入《博古堂帖》、《停云馆帖》。 　　8、《度人帖》
　　刻入《博古堂帖》、《停云馆帖》、《玉烟堂帖》、《清鉴堂帖》、《餐霞阁法帖》、《澄观阁摹古帖》。　　9、《褚中令》　　刻入《群玉堂帖》。 　　10、《乐志论》 　　刻入《戏鸿堂法书》。　　11、《枯树赋》　　刻入《戏鸿堂法书》、《玉烟堂帖》、《泼墨斋法书》、《藏真帖》、《玉虹鉴真续帖》。　　12、《清娱墓志铭》　　刻入《郁冈斋墨妙》、《泼墨斋法书》、《翰香馆法书》。有人断为伪作。　　13、《老子西行经》　　刻入《玉烟堂帖》、《藏真楼帖》、《秀餐轩帖》、《懋勤殿法帖》。　　14、《千字文》　　刻入《渤海藏真帖》、《澹虑堂墨刻》、《莲池书院法帖》。 　　15、《霜寒帖》　　刻入《式古堂法书》。
　　16、《群真百宝经》 　　刻入《懋勤殿法帖》。 　　17、《贝苓者传》 　　刻入《懋勤殿法帖》。　　18、《临王献之字学表》　　刻人《懋勤殿法帖》、《墨妙轩法帖》。 　　19、《战国策一则》 　　刻入《古宝贤堂法书》。　　2O、《乐毅论》　　刻入《滋蕙堂墨宝》。
　　21、《黄庭经》 　　刻入《契兰堂法帖》 　　22、《美人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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