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艺术特色分析

[摘 要] 《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在河南发生旱灾,有三百多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各阶层不同反应的故事。《一九四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灾难片,并没有全景式展现灾难的发生,而是表现了这场灾难下当时中国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一九四二》激起了观众对70多年前那段民族灾难的回忆,迎合了观众的心理,强化了观众的需求。本文对《一九四二》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进而对冯小刚的影片受观众欢迎的原因进行初探。

[关键词] 《一九四二》;表现手段;影片结构;演员表演
冯小刚,作为中国导演“三驾马车”之中电影总票房最高的导演,并没有经过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专业的熏陶,而是靠着自己不断摸索进入电影艺术殿堂的草根导演。从他的从影经历来看,当兵、美工、从电视剧创作到电影导演,一步步走来,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平民意识、人文关怀的电影导演,这和中国国内其他著名导演的学院派风格如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李少红等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分别。
从《甲方乙方》到《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最新的《一九四二》,可以看出,冯小刚所追求的是与我们芸芸众生贴得最紧密的生活,“艺术等同于生活”[1],拍的电影一定要好看,观众要非常喜欢。巴赫金认为:“任何制度和秩序 ,任何权势和地位(指等级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2]从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看,冯小刚的电影得到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2012年最新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虽然在贺岁档观众更希望看到合家欢的影片,但就冲冯小刚的品牌效应,该片在票房成绩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从本片可以看出冯小刚在电影艺术的表现力上已经趋于成熟。无论是他最早的喜剧贺岁片还是到近几年拓宽电影题材的严肃影片,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准确抓住了观众的情感死穴,让当今生活压力很大的观众得到了非常好的情感宣泄。《集结号》说的是委屈,《唐山大地震》说的是纠结,《一九四二》说的是压抑,因此从一开始的欢笑到近几年的痛苦,都是冯小刚带给观众的观影感受。
一、《一九四二》的表现手段
从电影的创作来看,同样是灾难电影,拍天灾要比拍人祸具有很多优势,这可以从观众的接受心理分析,人类之间的同类相残总是带给观众反胃的感觉,所以观众会感觉到害怕,莫名的恐惧,而要是遇到天灾,老天不是我们人类自己,“杀”起人来就不会给观众那么大的心理冲击了。所以很多经典的恐怖电影多半都是描写人(或鬼)杀人、害人,而灾难片像是火山爆发、地震、旱灾、野兽杀人甚至天外来客成为经典恐怖片的电影非常少,从而可以看出人类最害怕的还是自己,因此在同样尺度的电影审查上,灾难片可以拍得更加直接、更加用力一些,而人害人的影片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从画面的表现力就可以看出,在电影分级制度最成熟的美国,著名灾难电影《2012》一个巨大的浪打来,吞噬了整个城市,使成千上万的生命丧生,但该片还是被定性为PG-13,可以让13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观赏,而《黑鹰计划》里只是出现了一个断腿的士兵,就被轻易定性成为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R级。如果从情理上分析,《2012》中海浪造成的伤害要比《黑鹰计划》大得多,但是观众看到的画面是《黑鹰计划》要惊恐得更多。灾难片通常在视听方面尺度不大,一般比较恐怖的影片在空间上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因此给观众造成了《黑鹰计划》比《2012》更加惨烈的观影效果。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也是一部天灾造成的灾难片,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成功得到了观众的共鸣。与他的上一部同题材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一九四二》更加牵动观众的心,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痛苦一点点加在每个人的身上,人们的希望被一点点剥夺,每个人的生命被一点点抽干,到最后是彻底的绝望。地震虽然是来势汹汹,但那只是一瞬间,后面主要表现的还是人们在废墟中重建的希望,因此有些过于用力的煽情,难免落入电视剧的俗套。《一九四二》也有人祸,但基本上都是以天灾的表现手法表现,日军的空袭、砍头的时候屠夫和被屠者之间的疏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基本上都是借助程序的一把看不到的杀人的刀,没有表现得那么直接,在表现人吃人的时候通过的是美国记者的口,而照片展示的只是狗吃人的场面,冯小刚曾说:“我绝不会去拍人吃人”[3],这些都淡化了对观众心理承受力的冲击。
逃难者一路从河南走到陕西,剧中很多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很多都在剧中得到了重点的表现,但是都没有像《金陵十三钗》中那两名受虐而死的女子给人更大的冲击。如蝼蚁般的命运,在逃难的路上无声无息死亡,同行人的漠然,这些都是乱世中生命低贱的真实表达,虽然会让观众感到难过、伤心,但没有像《金陵十三钗》那般让人无法直视,这就是冯小刚在电影表现上的分寸感,让广大观众比较能容易接受他的影片。
《一九四二》的留白依然可以看出冯小刚的特点,命运悲惨到了极致,便会有荒诞的现象产生:“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没办法自己医治自己的医者,抱着孩子要吸死人奶,没有被划入“灾区”而被救济排除在外、哭笑不得的灾民,都有明显的冯氏标签。影片生动展示了当人们的生命遭受到严峻挑战,被逼上绝路,人性会扭曲到何种不能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还能制造一些黑色幽默的正是冯小刚擅长的,影片中因此有了一些让人泪中带笑的笑点。
二、《一九四二》的影片结构
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在路上”的电影,河南的灾民因饥荒一路逃到了陕西。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为了全景式展示当时的中国面貌,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记者、宗教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同时面对这一旱灾引发的饥荒,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灾民的逃荒经历为观众展现“故事的问题是什么”,政府的消极应对为观众展现“为什么灾荒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美国记者白修德是“灾荒影响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灾荒问题的追问者”,军队是“灾荒问题的加剧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三者是剧情发展的辅线。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比较客观展现了蒋介石这个让人敬又让人怜、有心无力的形象。但是也不难看出,影片的主线和辅线联系不够紧密,有些模糊不清,传教士小安对上帝绝望的质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更像是做戏,并没有对剧中的人物起到心灵净化的作用,甚至让人觉得西安老太太在蒋介石面前的一句“阿弥陀佛”更具有说服力。记者白修德在剧中起到了灾区与政府之间的连接作用,但是传教士的作用就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消失。剧中日本军队对灾民的态度可以说是影片的点睛之笔,“他们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这句话可以作为整部影片的“题眼”,因为影片的主题就是表现在饥饿的威胁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能够再深入一些,就更加完美了。多条线索同时进行,会展现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在表现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中用得比较多,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其水准的一个要求。片中两条线索的处理是非常精彩的,一条就是老地主的逃荒线索,另一条就是蒋介石的日常琐事线索。在片中,两个人所处的阶层差异非常大,但是在命运中却有着不断的交集。老地主在躲灾的过程中,身边的亲人不是被卖掉就是死掉,一步步成为逃荒中的一员,蒋介石也是从刚开始的民心所向慢慢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两条线索鲜明的对比暗示出人民与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蒋介石为抗日牺牲了广大的人民,而他最终也落得了被人民遗弃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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