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话题：禅宗思想，科学知识，人生哲理，读书笔记
心学有三大命题：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细细品味，这三大命题与禅学没有二别。心即理：“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禅学认为：万物万理的根源是心。有了心才能认知世间万物。致良知：是非之心，不［WWW.NIUBB.Net］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禅学；心的本体是清净的。无须修饰，勿使染污。则心的活动“意”与“行”是符合社会客观道德伦理的。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禅学：不仅要口说（明白），更要心行（修行）。要做到心口一致。综上所述，可见心学与禅学是一而不是二。他们都把人摆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元明以来，理学笼罩和窒息了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使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了一派灰暗沉闷的现象。人们用理学所圈定的哲学观去观察天地万物，认为这天地万物都只不过体现了“天理”或“道”；用理学所规定的封建伦理去束缚人的生活与行为，认为人的种种欲望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要求和情爱、友谊、嗜好、追求等精神生活要求只不过是种种肮脏的欲念，而它们必须服从于所谓“天理”；用严格的等级尊卑、上下有序的政治观去维护封建制度，认为人们的一切都应该围绕着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目标，恪守三纲五常的原则；理学还渗透了文学、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
在沉闷而禁铟的空气中，很多士大夫都感到了压抑和痛苦。物极必反，在举世陈旧得令人厌倦的思想氛围下，却激起了一股挣开手眼，别求新格的时髦思潮，正象围困在破旧不堪的大堤之中的洪水，一旦堤岸出现缺口便四处横溢那样，厌旧喜新成了一种时代心理，王阳明以陆氏心学及禅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氏心学，便是这种时代心理的产物。《日知录》卷十八《心学》说得很对：
“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从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据说，有一天王阳明漫步走进一所寺庙，各间禅房都大开着门，只有一间是“铁将军把门”，关得紧紧的，僧人不让观看。可是王阳明执意要进去，僧人无可奈何，只得让他进去。王阳明进门一看，原来里边龛中供着一个入定的和尚，这和尚长得与自己一模一样。沉思良久，忽抬头看见壁上题了一诗：
“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 始信禅门不坏身。”
于是心中一动，思绪万千。① （明刘仕义《新知录摘抄·王阳明》、(《纪录汇编》本卷二一六)。）
说王阳明是禅僧转世固然是无稽之谈，但王阳明心学乃是禅学变种却不无道理，否则就不会有人这么编造故事了。王阳明自己就一再说过：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②（《阳明全书·重修山阴县学记》。）
的确，在王阳明那里，“性善”论与禅宗的“本心清净”论是合二为一了，孟子的“求其放心”即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和禅宗“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是融为—体了，禅宗的“直指本心”的简便解脱方式披上了儒家的冠冕衮衣，还取了个名称叫“致良知”，就象禅宗南宗的简易功夫击败了北宗的繁琐方式一样，直截明了的王氏心学逐渐取代了步步推进、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王阳明有一首《示诸生诗》说得最明白：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
业，漫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
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③（《阳明全书》卷二十。）
你看，这不是禅学又是什么?据《池州府志》说，王阳明曾与池州太平山禅僧谈禅，你来我往，心下欣然有悟，便作了一首偈语：“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到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留得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时，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看来，王阳明是把禅宗的那一套从里到外都弄得滚瓜烂熟了。所以当时一个著名学者陈建说他是“一生所尊信者达摩、慧能，而于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满”。①（《学蔀通辨》卷九。）而刘宗周就干脆称之为“阳明禅”②（《刘子全书》卷十九《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
正如陶望龄所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③（《歇庵集》卷十六《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之十。）王阳明公开扔掉了反佛的儒家原则，填平了儒佛之间最后的一道沟壑，心学便率领着士大夫们掀起了禅悦之风。
一个巴掌拍不响，士大夫向禅宗眉目传情，禅宗也向士大夫们频送秋波，他们一面清理门户，批评佛教末流、狂禅之风是“大言不惭，不守毗尼，每自居于旷达，不持名节，每藉口于圆融，迨一旦逐势利，则如饿鬼觅唾，争人我，则如恶犬护家。”④（明释元耒《续寱言》。）憨山禅师还告诉人们，“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①（《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九《学要》。）他们不仅这样向传统儒学靠拢，而且还投士大夫所好，雪浪以诗书与士大夫交游，“三吴名士，切磨殆遍，所出声诗，无不脍炙人口，尺牍只字，得为秘珍。”②（《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十《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翁大和尚更指示禅宗僧人们“以禅教为本业，然欲通文义，识忠孝大节，须先从儒人”，所以聘请了儒生文人来教授四书五经子史诸书，以改变僧人们与士人不能交谈，举止粗陋的现象。而达观、德清等名禅师还跟在王阳明心学后面，七嘴八舌地对陈旧的程朱理学进行批评，并宣称朱熹的那一套只有五百年寿数，到这时已经应该寿归正寝了。因此，他们赢得了“厌常喜新”的士大夫的青睐③（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紫柏评晦庵》。）儒禅携手，缔结了两家的姻缘，花样翻新，吸引了众多苦于沉闷空气的士大夫，功夫简便，又解放了许多压在四书五经繁琐细碎功夫和八股程文之下的举子。禅悦之风并没有随着异端运动一起消亡，士大夫们仍然醉心于习禅礼佛、静坐焚香、交结僧人，只是在这时起作用的不再是禅宗的积极叛逆精神而是消极保守的出世哲学，不再是一种异端思想而是士大夫正统思想之外的精神补充了。到明清之际，很多有气节的士大夫躲进和尚堆里，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们的气节，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禅宗虚无主义人生观和自然清净生活情趣的影响。这后一方面对于士大夫的影响，一直到清末始终未曾衰减。至于清代禅宗与士大夫的交往，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清代一方面重兴儒家经学，士大夫在主导思想上大都仍然恪守传统观念，以讲求义理、训诂考据为己业，心理上都是极封闭内向的；另一方面禅宗在士大夫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补充结构，成为他们闲暇时表示高雅澹泊的一种手段，失意时使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我安慰。所以，禅悦之风依然很盛。清初人李元阳说：“故达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其淡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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