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话题:曹禺,人生哲理,怎么回事,自我剖析
原载:上海京昆艺术中心删节:快乐杨杨
1983年11月。北京的深秋之夜,晴朗而又高爽。人民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如潮。新编京剧《青丝恨》刚刚演出完毕,帷幕拉拢又启开,在剧中饰男主角王魁的演员,领着饰女主角敫桂英的青年姑娘和其他演员,向观众频频鼓掌致意。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位反串男角的女演员。岁月,早给她的眼角刻上了细纹,但她站在舞台上,依然如此丰彩熠熠,雍容大度。
她的双眸热切地朝观众席寻去,与前排一位个儿中等、气宇清雅的老人的眼神相遇,刹时,两人微微一笑。理解?赞许?高兴?鼓励?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是一对夫妇。
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杰出剧作家曹禺;她,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
他们的共同生活,仅仅4年。他们是在人生的晚年,幸福地走到一起的。
往事如烟,人们对一生的转折关头不会淡忘。
1947年,在李玉茹的记忆中永远是清晰的。那年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有时还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这样年轻,能与众多名角争辉,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演技再高,在那个社会里仍被鄙视为“戏子”,她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艺术,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该如何走下去。
有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WWw.niuBb.neT]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他的老友巴金。
曹禺的名字,对李玉茹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抗战时期,她又看了曹禺的另一个话剧《蜕变》,她迷上了曹禺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她感到,那里面展现了那么丰富的人生哲理,多么残酷的社会现实,多么高超的戏剧技巧!如今,能当面听到这位大师的指导,她觉得十分可贵。
渐渐地,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她经常到曹禺的家去拜访,而他和夫人方瑞每次都非常亲切地接待这位年轻的京剧女演员,方瑞还多次到她的住所去看望她。在这个温和的充满书卷气的家里,她的视野第一次被引向世界文学之林。李玉茹原是苦孩子,她的父亲是北平的贫民,很早死去,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念过多少书。了解这些情况的曹禺和方瑞,象长兄长嫂般地关心她,鼓励她向进步书籍求知。在曹禺的介绍下,李玉茹生平第一次捧起外国文学名著。当李玉茹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曹禺告诉她,这是一个为事业献身的艺术家形象,艺术是崇高的,值得为此艰苦努力。李玉茹仿佛一下子透过迷雾,看到了戏剧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临别赠言得到了验证:李玉茹很快参加了国家剧团,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和尊敬,开始了她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她深深感激和怀念自己在人生的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然而,由于双方都很忙,且又分隔两地,她只是在赴京开会或出国途中,才去拜望一下自己挚爱的曹禺夫妇。十年浩劫,彼此更不知音讯。
1974年,曹禺的妻子方瑞病逝了。
1979年4月,李玉茹参加中国上海京剧团赴欧洲五国演出,途经北京,便去看望自己的挚师益友。曹禺同志这时正因病住在医院里。见到李玉茹,尤其是见到她已经从劫后的余悸中振作起来,他高兴得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李玉茹的心头却很沉重。她了解到曹禺的三个女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正在读书,虽然爱父情切,却难以时时陪伴在曹禺身旁。于是,这位中国当代戏剧界的泰斗、自己尊敬的师友,却不得不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他应该得到爱和温暖,得到阳光和一切。一个想法在李玉茹的心里开始萌发。
生活的进程,常不容人多多思索。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玉茹刚从欧洲回到国内,就收到曹禺寄来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几张香港的报纸,上面赫然用大字印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即将同著名京剧花旦李玉茹结成百年之好!
怎么回事?原来,曹禺最小的女儿万欢去广州看望一个朋友,闲聊之间,谈到她爸爸和李玉茹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感情颇好。不知怎么的,这话被一位香港记者探听去了,便作了一番“合理推论”,抢先在报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海内外戏剧界引起了轰动。
万欢“泄露军情”,或许确实希望港报渲染的这一天能够来到。曹禺是聪明的,他寄来这些香港报纸,其实是巧妙而又慎重地征求李玉茹的意见,提请她考虑这个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李玉茹不得不尽快决断。还需要考虑什么呢?他和她,都需要温暖,需要爱。人呵,应该珍惜生命!把自己交给未来吧,那些具体问题,让生活来安排!
1979年11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又在首都相会了。12月7日,一辆小车载着这对剧坛伉俪,从复兴门外木樨地曹禺的住所出发,直驶婚姻登记处,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里程。登记完毕,小轿车驶向和平宾馆,举行了小小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婚宴。在座的除了两位新人,只有跟随曹禺同志几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司机史群吉。举杯吧,祝愿这对剧坛夫妇幸福、美满,祝贺他们经历了长长的、艰难的人生道路,终于结合在一起!
没有等蜜月结束,李玉茹就回上海工作了,这一段时间里,曹禺经常到上海来,甚至作为家属与她一起出发到外地去巡回演出。曹禺对自己的新头衔感到极大的满意,坐在观众席里,他既看台上妻子的表演,更加欣赏台下观众的投入,看戏的人给予妻子的鼓掌、叫好,让他兴奋不已。两人在温州和雁荡山开心的日子,常常使李玉茹笑得合不拢嘴。然而,曹禺不是个大闲人,北京需要他。因此夫妻两人聚少分多。
长相思是痛苦的,然而毕竟可以把自己心底的话,可能是从来不肯、也不敢对人说的话,以及瞬息闪过的念头向自己的那一半和盘托出,这又是最最幸福的。相知才相思啊。
1984年6月底,曹禺兴致而至,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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