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话题：我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诗歌散文，黑色幽默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另一小间是常务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是文革后期，1976年初复刊的，四人帮粉碎后，主编从诗人袁水拍换成了诗人李季，但编辑部人员无变化。当时，小说组组长副组长分别是许以与涂光群，诗歌散文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组长是阎纲，吴泰昌、刘锡诚都在评论组。

现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续不断的改稿，好处一是练了字——改了四五遍，培养了书写能力、书写速度；二是读了书，七十年代是苦于找不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对我而言犹如宝库，而每认识一个前辈作家，家里都有大批的藏书。我的十九世纪文学的基础阅读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恋七十年代北京的空与静——知识分子下干校，知识青年下乡，毛泽东当时把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因素都疏散到了农村，又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到北京买火车票都必须凭介绍信。那时冬夜之北京，满城飘着蔚蓝的煤烟，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进胡同里，寂寞的路灯，风吹灯影，恍惚还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觉。有轨电车在窗下驶过的声音，好像就撼动了整个城市的梦。

张天翼先生的《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励志读物，于是免不了以敬仰心望那闭门的北屋。冬日一个有阳光的早晨，看到被家人推着轮椅到北屋门口一个清瘦的，经过风霜的老人。张天翼在文革前是当过《人民文学》主编的，要是不当主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老涂说，他是在咸宁干校就突然半身不遂的。

那一段到老涂家，记忆最深是借书还书。文革前，作家出版社曾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的大部分，我都是从老涂家藏书中读到的。记得他特别向我推荐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查密莉亚》，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老涂喜欢那种苏联油画式描述的细腻情感，而我当时对《在路上》删去的部分充满了好奇心。那时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未扩散，还是苏联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为审美主调。

在小说组，负责带我的是王扶，她爽直、能干，是从少儿出版社调到《人民文学》的。当时的小说组，崔道怡、王朝垠还都是编辑，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人。崔、王之后，业务能力强的女编辑就是王扶、向前与杨筠，向前与杨筠其实都是复刊时就到了《人民文学》，但王扶当时管北京，向前管西北，杨筠管华东，北京是重地，许以似乎更看重王扶。作为最早带我的老师，王扶带给我对编辑这个岗位的理解有三，其一，校对与改错，是当一个好编辑的基础。当时的《人民文学》在新华印刷厂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付印前要集体下厂作最后一遍校对，校对是彼此交换，以便发现对方未发现的错误。凡是王扶校对过的，别人是绝对再找不出错字的。第二，编辑与作家间的关系，王扶让我懂得了，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编辑应该在独特理解了作品价值后，才能与作家建立起真正亲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能发展，仍会被作家抛弃。其三，一个编辑的能力与他的阅读量成正比，兴趣面决定了阅读量，阅读量决定视野，视野决定判断力。这三点，第一点是我当时认识的，第二、第三点则是1983年真正到《人民文学》工作后，才逐渐意识到的。这是后话。

当时小说组的午睡是奇观。食堂在楼下，饭是打到办公室吃，饭后每人都打开自己的折叠床，十多人一间的办公室，横七竖八，无分男女，每一空隙都给占满，很有集体生活的氛围。

那时《人民文学》的宿舍在天坛南里，有一套两居室，我和美术编辑杨学光住一间，对门住着四人帮倒台后下台，还没回上海的原常务副主编施燕平。施燕平是张春桥专门从上海《朝霞》调来的，说实在我对他印象甚好，很温文尔雅的一个读书人。遗憾是中国政治，都是以线定人，政治又多风浪，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忽然被抛上波峰，迅速又坠向浪谷。这其中，不被风浪裹挟的，反而是相对的平庸者吧。

施燕平当初一直在自己屋里写回忆录，极少说话，问他是一部什么样的回忆？他说是有关新四军的，那是他的青年时代。偶然也记住了他的感慨——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香港电影《三笑》，那时常有内部电影票，散场后他感慨说，这样低俗的唱词，越剧《红楼梦》原来的唱词多好啊。从他嘴里，我是第一次听到了“趣味”这个词，因此还专门去找了《红楼梦》的剧本。那还是个饥渴的时代啊。

在《人民文学》实习时最难忘的经历，无非是外国文学名著在文革后重新出版发行，到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的情景。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这一天同时销售，这是事先预告的，那似乎是1978年的初春时节，天还冷。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先是老干部平反，全国恢复高考，外国名著重新出版发行也应该是一种具体的拨乱反正。我记得第一次上市的名著应该只有十多种，因担心买不到，天未亮便骑车往书店赶。离天坛南里最近的新华书店是磁器口，赶到那里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这样的队伍里等待天色变亮，书店开门，还怕买不到，当时真有一种参与神圣的激动。第一批开放的书目，要是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查档案，应该是可以查到的。我只记得买了其中的七八本，留在记忆中的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契诃夫小说选》，好像还有一本马克吐温。当时应该都是几毛钱一本。这些书，记忆中仅在我书架上留下了《契诃夫小说选》，汝龙翻译，封面是契诃夫的素描。但现在在茫茫书海中又分明寻它不到，而且其他书已完全记不清去处。原因其实很简单——八十年代开放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等到大量西方当代作品被引进，仅两三年的时间，十九世纪就变成特别陈旧要抛弃的东西了。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一直在追新逐异，不断沉迷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等到回头再重新认识狄更斯或者雨果的价值，已经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接手的第一个稿子，是被称为“怪味豆”的北京老作家林斤澜的中篇小说《竹》。王扶把用文件夹夹着的一摞稿子交给我说，你试着用铅笔改一遍吧。林先生是用圆珠笔写的那种滚圆中带点俏皮的字体，说实在，我一读稿子就激动不已。他表面用母女通信的方式，写文革中女儿上竹山，走进父母当年革命的历史真相，时空跳跃特别精彩。其中的景物描写，我至今走进被阳光切割得一块块的山坳里还时时想起。他写山上的阳光是：“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写山谷用“那口长着绿毛的尖底铁锅，站在山上的人就成了这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写光线的感觉，非常之准确。我还记得他写走在溪水中的石墩上，“小溪先是呲牙咧嘴地逗我，走到中间来劲了，往我脚脖子上缠，还推我的脚丫呢”，生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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