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一）吕碧城

年轻时的吕碧城

　　啼鸟惊魂，飞花溅泪，山河愁锁春深。倦旅天涯，依然憔悴行吟。几番海燕传书到，道烽烟故国冥冥。忍消他、绿醑金卮，红萼瑶簪……

　　这首愤词是上个世纪初，一位旅居海外的女词人，在知道祖国大地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情景下悲愤而成，名曰《高阳台》的上半阙。这位民国公认的四大才女之一曾经叱咤词坛，在民国动荡时期演绎了一出神奇起伏的人生戏剧。这，便是吕碧城。

　　也许今天，提起吕碧城已经少有人知了。但是，吕碧城，这个屡遭变故、经历风云百态的女人，却是民国四大才女之首。她的才情是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可谓后来女子无越之者。

民国四大才女（四）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民国四大才女（二）萧红


萧红谨慎的眼神里透着一股荒凉

每个人的生命本是一条清澈纯粹的河流。眼前，一条唤作呼兰的河流波光粼粼。泪水、叹息、美丽的忧伤似那缓缓河水一般，流淌出了寂寞与荒凉的灵魂——萧红。

萧红，这个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也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有人说，萧红是“饥饿”的，这是我认为最精准的评价。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继母费尽心机地虐待她，压抑与伤害雕刻了她低沉、忧郁、感伤的性格。中学时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政法大学的一名青年，第一次有了被呵护的感觉，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奔向他。抗拒家里的包办婚姻，随他远山北平。然而开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少妇……

破碎的初恋，让她重返哈尔滨，被迫和那场包办婚姻中军阀的儿子王恩甲同居于旅馆。拖欠大量食宿费用后，他一去不回了。房东遂将身怀六甲的萧红扣为人质，并欲卖到妓院。惊恐之中，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来营救她的萧军成了她的宿命，他的义胆柔肠打动了她，她的文学才情征服了他。二人结为夫妻，开始一段一贫如洗，共患难的生活。

1935年是萧红这辈子，唯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然而时间的幸福总是在短暂的盛大之后，便迅速枯萎。萧军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侠士”，他身材高大，义薄云天。从文前，曾筹划过抗日队伍，因此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这样一位热血迸流的文学斗士，怎么可能与内心荒凉入骨的萧红相依为命。他暴躁的性格与她忧郁的内心是难以协调的，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最后她背负着伤痕和眼泪离开了。这个曾经将她从“地狱”中救出来的男人，再次让她品尝到绝望的煎熬。

她的第四个男人端木蕻良性格软弱，两人辗转四川、香港后，终至分离。

叹其一生，萧红还始终对萧军一往情深。在萧红书简上有这么一句话：“在人生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有个灵魂入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纵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们真的爱过。他们有各自坚持的东西，却又不肯妥协，他们是注定两两相望的。

民国四大才女之陆小曼



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七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这个故事至今仍以各种版本广为留传。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郎前妻的大哥是中国银行总裁，二哥是民社党主席；新娘前夫是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同学，五省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婚礼盛况绝对可以和奥斯卡、诺贝尔之类的颁奖典礼媲美，可惜那个时代传媒业还处在萌芽阶段，不然光是婚礼的转播费用就足够支付新娘后来的烟土费，新郎也就不至于一头撞在山上死掉了。）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不太象祝词，已经近乎诅咒了。当然，以梁任公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还不至于为了私愤而当众骂街。不过面对一个放弃学业游手好闲，撬自己儿子墙角没有成功，又改撬自己另外一个得意弟子墙角的学生，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百年好合”之类话吧。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言语之间还颇为得意，说道：“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就差没加上个“当浮一大白”之类的结语了。

陆小曼又叫陆眉，别名小眉、小龙，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她的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后来弃政从商，出任震华银行总经理，算得上是一位财神爷型的人物。陆家有的是钱，舍不得让宝贝女儿进学堂，便把需要的老师都请到家里，所以陆小曼虽然没有上过学，除中国文字颇具造诣外，英文、法文的口语笔译都流畅自然。在艺术方面，除写得一手绢秀的毛笔字外，国画、京戏、舞蹈样样都行。再加上她从小口齿伶俐，长得象个小仙女似的，便赢得了“绝代佳人”的美誉。


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是王赓，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正任教北京大学。陆小曼的父亲看到了王赓的前途，把陆小曼嫁给了王赓。王赓习惯于美国的生活习惯，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只有周日休息，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想到外头游乐，两人的生活就开始有些别扭，小曼常常觉得王赓对她关心不够。

徐志摩是渐江硖石人，比王赓小一岁，比陆小曼大六岁。曾入北京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生来绝顶聪明，后来拜在梁启超的门下。他原本学的是任公的“经济”之学，但是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晚跑去别人家，还特意把时间记下来），曼殊斐尔对他说：“密斯脱徐，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这位“自然界的杰作”的建议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老婆张幼仪离婚。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所以他“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跟梁思成出双入对。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两脚踏空，心中悲凉，《春》中就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回了国。

徐志摩是王赓的好朋友，常常到他们家玩。这位徐公子可不讲哪一天，一有时间就跑他们家里去。王赓一旦遇到事情多分不开身或是懒得出去的时候，便叫徐志摩陪着陆小曼外出游山玩水或钻进灯红酒绿的场合消遣。那时，徐志摩正处在失恋阶段，他拚命追求的林徽音瞧不起他，和梁思成结婚了。于是便把满腹的柔情转移到陆小曼身上。恰好王赓受聘赴哈尔滨提任警察局长，陆小曼空闺独守、芳心寂寞。陆、徐二人就象502胶一样，越粘越紧。大家知道，一个丈夫如果对自己美丽的妻子爱抚不够，第三者容易插足，所以徐志摩成功地充当了第三者。
从传统道德讲，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算是对爱人林徽因不忠，对朋友王赓不义。然而徐志摩向来是随兴而为、不拘绳墨，一旦“邂逅赏心，相倾怀抱”，就顾不了身外之事了。这一段婚姻，这一段恋爱，梁启超反对。在英国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就反对，而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得意弟子也批评，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话竟然是任公说的，瀑布汗啊。）陆家和徐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陆小曼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北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他浪漫的生活经历超过了他的诗名，压倒了他的诗名，所以他不得不避嫌，远走欧洲。

这时王赓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到了南京，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内提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位高权重。风闻妻子行为有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写了一封快信给陆小曼，声言：“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但是这也没有作用。坠入爱河的女人，九牛也难以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陆小曼打了三封电报到欧洲：“徐志摩，快回来，再不回来，我顶不住了。”徐志摩接到电报马上赶回北京，于是陆小曼又“活”起来了。事已至此，轮到诗人的朋友们为诗人担忧了，因为既然枪杆子里面能出政权，那么枪杆子要除掉个把诗人想必太简单了。然而，让人敬佩的事发生了，王赓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而是在和小曼办完离婚手续后，当面送给了徐志摩一句让人心颤的话，他说：“我们大家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

在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朋友的帮助下，徐志摩积极筹备婚礼。可是这场婚姻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说既然要结婚，就得依他几个条件：第一，结婚后，到浙江来。安分守己过日子。他对这个儿媳并不满意。他喜欢张幼仪，不喜欢陆小曼，说张幼仪是赚钱的，陆小曼是花钱的。不过这还好说，第二个条件可就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挥汗如雨，徐父说，必须由梁启超做证婚人。可梁启超是从头到尾反对的，怎么能作证婚人呢？所以不好做工作，徐志摩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胡适，请胡适作工作，好说歹说，磨破嘴皮，梁启超才答应去证婚。（这胡适也算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了，可惜吃了听不懂湖南普通话的亏，得罪了毛泽东，被批判了这么多年。）证婚人在婚礼上是要讲话的，可徐志摩不知道他的老师要讲什么话。新婚那天，看见梁启超上来讲话，夫妻两人汗流浃背，两腿发抖。胡适和梁思成也都劝梁启超不要讲太过分的话，和气生财，可是积愤之下，他还是讲了上面那段惊世骇俗的话。（这个话很有威慑力，梁启超太有名，所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始终不敢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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